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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入选学者）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研究指明了理论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原则。

　　盛世修文，赓续文脉传承，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中华文艺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根脉，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结晶。中华文脉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中华文艺思想提供了不竭源泉和深厚土壤。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现，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文学艺术独特的美学经验、理论创造和实践总结。中华美学精神浸润中华文艺创作，也赋予中华文艺思想以灵魂。当代文学艺术创作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同样，中华文艺思想研究也应将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

　　中华文脉是中华文艺思想的源与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这些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正是中华文脉之所在。中华文艺史上，凡是在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其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中华文脉的汩汩清流。上古神话的抗争意识，《诗经》与汉乐府的民本情怀，《天问》的求索精神，司马迁的惩恶扬善，李白的激浊扬清，杜甫的博施众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等，都是五千年中华文脉澎湃向前时的激响。

　　中华文脉不仅为中华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也是中华文艺思想的泉源与本根。崇德尚善的中华文脉，直接孕育并塑造了中华文艺思想重视伦理道德、讲求审美教化的传统。音乐批评方面，强调“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诗歌批评方面，主张“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绘画批评方面，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书法批评方面，主张“记善则恶自削，书贤则过必改……与圣同功，参神并运”；戏曲批评方面，强调“举贤奸忠佞、理乱兴亡，搬演于笙歌鼓吹之场，男男妇妇、善善恶恶，使人触目而惩戒生焉”；等等。中华文艺思想史上，诸如此类注重文艺社会功能、讲求道德教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共同演绎了中华文脉向上向善的恢宏乐章。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文艺思想的灵与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在长期的文艺实践中，中华美学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的审美创造，涵养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

　　周敦颐的《爱莲说》，全文不过百余字，却描绘出了莲花“中通外直”之形、“香远益清”之味、“出淤泥而不染”之洁、“濯清涟而不妖”之贞。同时，作者还以菊的隐逸、牡丹的富贵，衬托莲的君子品格。作品简洁凝练，格调清新，形神兼具，寄托遥深，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感召力。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图，选取最具中国特色的景观、最能代表民族精神的意象：黄河奔腾、珠峰耸立、长城蜿蜒、青松挺劲、红日喷薄、白雪皑皑……整幅画卷大气磅礴，视野纵横万里，既抒发了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无限热爱，也表达了对新中国勃勃生机的深情礼赞。这种以意象、意境传情达意的方式，很好地呈现了中华美学“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独有风范。正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浸润，才形成了中华文艺与众不同的风骨、趣味与审美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华美学的重要论述，不仅高度概括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要义，同时揭橥了中华文艺思想的精神灵魂。中华美学精神浸润中华文艺创作，也赋予中华文艺思想以灵魂。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开山纲领，中华文艺思想便形成了讲寄托、寓情理的传统。“义理寄宿之蘧庐”的易象、“文情归宿之菟裘”的比兴，是其光辉典范；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也”，是其最显豁的传达。所谓的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蕴含了修辞和抒情两个向度，言简意赅为修辞之原则，凝练节制乃抒情之规范。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强调的即为言简意赅的修辞原则；《礼记·经解》的“温柔敦厚”，推崇的正是节制中和的抒情规范。所谓的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揭示了中华文艺在艺术存在样态上的独特追求。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写照”，苏轼的“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等，就是这方面的经典表述。所谓的知、情、意、行相统一，则代表着中华文艺思想一以贯之的道德境界。孔子的“尽美矣，又尽善也”，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等，倡导的即真善美相统一的道德境界。一言以蔽之，寄托之美、中和之美、形神之美乃至尽善尽美，集中诠释了中华文艺思想最崇高的审美境界和最深沉的价值追求。

　　中华文艺思想与中华文脉、中华美学精神的双向互动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中华文脉、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之间呈现出相互生发、相互映照、相互绾结的逻辑关系，始终保持着融通契合的双向运动。

　　一方面，中华文脉、中华美学精神为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土壤，也塑造了后者独特的气质与神韵。文艺创作方面，《诗经》之《七月》《伐檀》《硕鼠》和汉乐府民歌《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著名诗作所表现的忧民意识，屈原的《离骚》《怀沙》《渔父》等不朽篇章所体现的高洁操守，司马迁的《史记》“究天人”“通古今”的思想旨趣所蕴含的探索精神，诸葛亮的《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铮铮誓言所寄寓的赤诚品格，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与道德规范的集中体现。文艺批评方面，文道、教化、中和、比兴、兴寄、风骨、意象、意境、气韵、神韵等概念范畴，以及“诗言志”“文质彬彬”“文以载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充实为美”“道艺合一”“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理论命题，也无不闪耀着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华审美风范的独有光芒。

　　另一方面，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对中华文脉、中华美学精神的培育与反哺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创新活力。作为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追求、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华文艺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华文脉、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文艺创作、中华文艺思想之间融通契合的双向互动做全方位的体认，而且要把文艺创新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自觉肩负起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时代重任。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研究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编年史”（2024CCXZ010）阶段性成果）